当前“三农”问题的症结与解决途       
当前“三农”问题的症结与解决途
[ 作者:马晓河    来自:摘自中国社会学网    点击数:2922    文章录入:cxr ]
当前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需要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问题,二是农村市场消费问题,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其他问题要么是由这三个问题引发出来,要么与其紧密相联。而引起“三农” 问题,与制度设计缺陷和结构转换偏差有关。解决或缓解“三农”问题,目前不能采用过激的办法,企图想让一届或两届政府来彻底解决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能操之过急,只能重点突破。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也要在“三农”之内,既要在近期也要在长期。  
   近几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成为决策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到底“三农”问题出在哪里、症结何在?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或缓解它?  
一、“三农” 问题的核心与症结  
 
当前,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需要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农民收入问题、税费负担问题、劳动力转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有许多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了,只是那时问题还没有累积到现在这种程度。另外,在农业、农村和农民中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其中有许多问题是相互关联,存在着衍生关系。因此,在陈述“三农”问题时,不能简单地罗列问题,应该找出事关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核心问题来,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对症下药。  
我认为,当前“三农”问题主要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问题,二是农村市场消费问题,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其他问题要么是由这三个问题引发出来,要么与其紧密相联。  
目前的“三农”问题已经和过去的“三农”问题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假如说过去有“三农”问题,在80年代中期以前,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仅仅是一个产量问题,或者说是食品安全问题;现在“三农”问题已经从食品安全问题演变成一个以收入、消费和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现阶段,归结起来“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集中表现在城市方面,农村经济发展要相对落后。同城市相比,农村发展落后首先体现在投资严重不足,基础设施供给明显滞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这既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也存在于中西部地区。城乡投资差距不仅反映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且还反映在民间投资方面。从1990年到2001年,城市集体和个人名义投资增长了8.8倍,而农村仅增长了4.4倍。农村投资增长慢,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也慢,进而农民收入的增长也不会快。1990年到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69.7%,年均增长4.45%,比80年代增长速度几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由慢变快,12年里居民收入增长了138.3%,年均增长7.5%,增速是80年代的2.5倍。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与农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受收入增长的制约,农民的消费增长也极其缓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由于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农村市场需求明显偏冷,导致其在全社会中的市场消费份额出现了萎缩的趋势。  
当前,农村投资不足,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已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肯定,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要想启动内需首先必须将占全国2/3人口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鼓励他们投资,刺激他们消费,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有动力。面对城乡发展差距,有人提出,目前中国的农村状况比过去恶化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差。这种说法有些偏激,甚至对农村缺乏起码的了解。从实际情况看,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状况都比过去大大进步了。但是,为什么“三农”问题又突然变尖锐了,关键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人差距扩大到了某种限度,给人的感官视角造成了异常刺激,引起了社会部分群体的心理失衡,危及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三农” 问题?我认为是由制度和结构造成的,是由我们的制度设计缺陷和结构转换偏差引起的。  
首先从制度看,改革开放以前,国家用计划经济、依靠行政力量造就了一个城乡二元体制(结构),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我们对这种制度进行了改革,但是在改革进程和制度安排上偏废了农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把主要改革精力从农村转到城市,集中在宏观经济体制和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对农业、农村的体制改革重视不够,造成了许多问题积重难返。第二,农村制度的变迁受到了抑制。列举四个方面的例子:1、土地不能市场化。2、民间金融机构发展受到限制,造成农村金融从资金总量和机构双重供给不足。3、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滞后,限制非国有的市场主体进入粮食收购领域。4、城乡财税体制改革滞后,形成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造成越是基层政府财权越小、事权越大,这引起基层政府向企业和农民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  
再从结构演变方面分析。结构转换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结构转换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国家在90年代以后的结构转换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是不利的。一方面,工业的过度扩张,导致了非农产业在大量抽取农业、农村资源的同时,排斥大量劳动力进入,造成农民占有的资源和财富份额下降。另一方面,受结构转换的影响,财富过度向城市集中,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  
 
 
解决或缓解"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什么地方?首先要强调一点,目前不能用过激的办法来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由历史造成,并在历次体制变动中不断累积起来的。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企图想让一届或两届政府来彻底解决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能操之过急,只能重点突破。我认为,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也要在"三农"之内,既要在近期也要在长期。  
在"三农"之外解决"三农"问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在"三农"之外,我们的改革和政策目标,核心是要实行向城乡一体化的制度过渡。将来,我们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是要把城市和农村、政治和社会纳入一体化的进程。为了目标,无论是长期还是近期关键是要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人口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财税政策(包括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这里需要强调:目前的农村税费改革不是最终目标,它是一种过渡方案,最终应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税收制度",尽管目前农村的税费改革有进步,但是它的税制结构设计还是不合理的,仍然是一种歧视性的政策,从长远看是要消除的。  
第二是土地市场开放问题。现在土地基本上没有市场可言,一级市场由国家控制,二级市场农民不许进入,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始终处在被剥夺的地位。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我国社会经济 
发展的一个稳定器。今后,如果说土地市场还不开放,还是由国家用低价强制购买土地,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将会直接干扰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  
第三是"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目前我们的城市化道路走了一条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一是现有的城市发展是"关起门来搞城市化",把农民关在城外,是为城市"锦上添花",而不是搞农村"人口城市化"。二是在城市化道路上搞"天女散花",强调大力发展小城镇,这是一种错误的战略选择和过时观念,实际上这是一种"离土不离乡"传统观念的延续。从国情来看,中国若要遍地都去搞小城镇,总有一天我国会无地可耕。我国的城市化不能仿效美国模式,而日本的城市化模式值得学习,走"资源密集型"的城市化道路,这样可以节约土地和水资源,并能集中使用城市公共设施。  
在外部进行改革的同时,农业内部也要进行改革。在世界任何国家,最终农民群体不可能变成零,工业化后仍会有一部分农民留在农村,政府要关注这部分人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怎么关注?近期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第一,对农民的收入要采取直接的支持政策。间接支持也要搞,但是要有重点。有人反对对农民进行直补,我觉得这里有两个误区需要注意:一是以现行的体制,我们总搞间直接补贴能不能坚持下去?过去对粮食采取的就是一种间接补贴,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越改补贴越多,造成低效益,引起腐败,农民损失大,支付成本高。二是中国现在实际上需要进行直接补贴的不是多数人而是少数人。我国目前用于农、林、牧、渔的劳动力是31991万人,但实际算一下,真正用于种植业的劳动力目前不到2亿,如果剥离一些东部沿海地区,仅剩一些农业主产区,实际需要补贴的就是1亿人。因此"我国是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是个错误的概念,真正要补的实际是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如果进行直接补贴我们还是有能力的。  
第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近期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加快改革步伐。总体改革思路应该是,粮食出产区的购销要放开,国家的储备粮数量要减到合理界线,国有粮食企业要走市场化的改革之路,对粮农的保护和补贴要与国有粮食企业划断,采取直接的补贴办法。  
第三,农村金融改革。目前,我国推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力度不够,范围太小,效果也没有农村税费改革那么大。今后,改革的思路就是要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沿着金融市场化方向,设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案,从金融市场主体和资金规模上都增加供给,用一种平等观念对待农民,让他们能和城 
里人一样有权利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我认为,想靠现有的金融体系来解决农村金融贷款难问题根本没有可能,必须通过改革发育新的金融组织。  
第四,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场是联系在一起的。下一步,在土地方面应该优先实行土地市场化,要把土地作为真正的商品进行交易,让土地的所有权真正归还于集体,不要再让一些城市人和一些中介商来非法剥夺农民。当前,土地产权制度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民应该有物权,农民用土地可以进行抵押,进行投资,要把农民现在的使用权变成一种准商品。现在强调对土地所有权进行彻底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我觉得,城市化水平达到60%以后,再来考虑土地的产权制度改革才算合适。  
第五,农村公共品供给。目前,政府为农村提供公共品不是一种 "恩赐"行为,而是一种责任。农民跟市民一样有发展权,有生存权,政府应该承担起最起码的公共品的供给。公共财政要把公共品真正地、公平地分摊于城市和农村,现在到了应该用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公共品投入的时候。  
最后,农民要有自己的组织。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不但要有政府来保护,有法律来保护,而且要由自己来保护。现在农民在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流失,除了政府和法律之外,还必须自己组织起来。农民组织的发展不能太急,也不能依靠行政命令,我主张首先应该鼓励农民成立一些行业组织、专业协会,比如农产品销售合作社、农业技术协会等,在这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或税收政策予以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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